（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/图）

周云蓬，歌手，诗人，作家。1970年出生于辽宁沈阳，幼年患眼疾，九岁时失明。曾发行专辑《沉默如谜的呼吸》《中国孩子》《瓦尔登湖》等。出版有诗文集《春天责备》，杂文集《绿皮火车》等。2011年，凭借诗歌《不会说话的爱情》获得人民文学奖“年度诗歌奖”；2022年参加综艺节目《我们民谣2022》并获得总冠军。

2023年1月，周云蓬从云南大理搬回北京。这项决定蓄谋已久。最近几年，经纪人大泳时常感觉到周云蓬每次巡演结束后“老不想回去”，乐队贝斯手小木则与他完全相反——哪怕演出与演出的间隙只有两天也要赶回去，常被周云蓬笑说太恋家。

(相关资料图)

“流动是一种本能，和候鸟迁徙一样。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需要到另一个地方去。”周云蓬和妈妈一起在大理住了10年，房子买在山上，不常有机会去热闹的古镇。1月初，音乐人柳爽到大理演出，周云蓬在古镇请他吃饭。两人相识于综艺节目《我们民谣2022》，在周云蓬的记忆里，那是第一次“这么多民谣人聚在一起”。席间两人聊起北京，柳爽劝他搬回去，并主动提出帮他找房子。

《沉默如谜的呼吸》

从起心动念到再度跨城搬家，前后不过一个月。回到北京，周云蓬与录节目时认识的几个新朋友住在同一个小区，大家偶尔聚会，除了早晚必要的遛狗散步，其余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家里，阅读、练琴，为接下来的全国巡演做准备。吃喝靠外卖，邻里间极少打照面，房东住在国外——签约也是线上完成，他满足于这般便利甚至有些冷漠的生活。“他喜欢上海、北京这种大城市。足不出户就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照料得很好。不像在大理，因为住在山上，有时连点外卖都要等上个把小时，配送费比餐费还高。”大泳说。

今天的北京与十多年前周云蓬离开时的北京截然迥异。那时他经济尚不宽裕，租住在自建房里，房东就住隔壁，动辄走进家中打探隐私，“你又不能跟他闹别扭。”他时常想起小时候在农村的生活，但凡家中来了一个陌生人全村人都知道。“这不冷漠，但是多痛苦，毫无隐私。我们都以为地狱是刀山火海，但在萨特创作的戏剧《禁闭》中，三位主角相处，互相仇恨和诅咒，谁也离不开谁。他人才是地狱。”3月中旬的一个下午，窗外泛起黄沙，周云蓬坐在北京家中，照旧戴着一副黑墨镜，聊起他过往几十年的迁徙经历，语气平淡。

《中国孩子》

他是坐着绿皮火车开始流浪的。小时候他住在沈阳铁西区，轰隆的绿皮火车呼啸而过，从故乡沈阳出发，行至天津、北京、大理、银川、格尔木、香港、纽约、旧金山……大半生命处于流动之中，不曾有异乡人的困惑。再回故乡演出，他发现那里大变样，画廊、博物馆拔地而起，许多工厂被改建为Live House，小时住的铁西区则颇有利物浦的感觉。爸爸去世后，他极少回沈阳，除非演出。“落叶归根是不自然的。风刮下来叶子飘到哪去哪，这是顺其自然。人也一样。为什么总在故乡生活呢，可能是一种怯懦。好男儿志在四方，好女儿也是，人应该四海为家。”他说。

《瓦尔登湖》

动物本能

周云蓬第一次去北京是1986年。那年他16岁，瞒着父母一个人跑到天津，辗转至北京，“印象中是个特别热的夏天，走两步就得买个冰棍儿。”那是他第一次独自出门旅行，他发现“什么路都能走得到，不行就向人打听”。这给了失明的他十足的信心。

幼年得了眼病，9岁彻底失明，停留在他视觉里最后的画面是“动物园的大象用鼻子吹口琴”，后来接受采访，他说那大抵是他弹琴写歌的最初动因。

父亲忧心他的生活，早早安排他去盲人学校学按摩，觉得受人尊敬，但他认为这种工作没有美感，并非他想要的生活。后来他考上长春大学特教学院中文系，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色拉油厂工作，不用上班，占一个残疾人用工名额，每个月领150元工资。父亲对此感到满意，“我们给你攒钱，将来娶个媳妇。”他听罢更生气了，觉得自己在苟活。

2012年5月26日，浙江台州，周云蓬与小河演唱民谣（视觉中国/图）

他对自己的命运有另一重想象。25岁那年，他背起父母送的吉他再次只身来到北京，这次他留了下来，以卖唱为生。唱了一天，挣了二十多块，算下来一个月600块。“在1995年已经不少了。”那时他意识到靠音乐可以养活自己。这并非出自创作者的自信，其实是别无选择。“无论从生存还是兴趣（的角度），音乐都是最适合我的饭碗。上天赏了你这碗饭，那你就好好吃。”这段经历被他写进《盲人影院》，收录进他第一张专辑《沉默如谜的呼吸》（2004）：

有一个孩子 九岁时失明/常年生活在盲人影院/从早到晚听着那些电影/听不懂的地方靠想象来补充/他想象自己学会了弹琴/学会了唱歌 还能写诗/背着吉他走遍了四方/在街头卖艺 在酒吧弹唱......

卖唱之初，他在圆明园画家村租了房子，和朋友一起办诗歌民刊《低岸》，也写诗，与一群艺术家混在一起，主要是吃饭，喝多了就谈谈艺术，但生存才是最迫切的问题。北京像口“大锅”，蒸煮着这群外地来的艺术爱好者，“煮得久了，就想跳出去凉快凉快。”周云蓬努力赚钱，靠吃盐水煮面条度日，攒下的钱都用来旅游，去了上海、苏州、杭州、西藏等地，到处漂了一阵，又回到北京。“生活在别处，人总觉得换一个地方会好，有时候可能是错觉，换一个地方换汤不换药，你还是你。可是你没别的方法。”他说，“我觉得那是一种动物迁徙的本能。”

有几年他对写歌唱歌这件事心猿意马，只当作赚钱手段，与后来常常待在被视为中国新民谣聚落的“河酒吧”那拨人交集不深，“那时我音乐作品也少，跟大家还是有点隔膜。他们的作品很音乐化，而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自己必须要当个歌手，没有全身心放在音乐上，还想着是不是将来去写作。”

世纪初，野孩子乐队在三里屯南街开了一间“河酒吧”，他们与小河、万晓利等人在这里玩即兴音乐、演出，周云蓬常作为听众出没河酒吧，那时他唱的多是别人的歌曲，可在河酒吧，他听到朋友们整晚可以只唱自己的歌，“好像找到了自己”——他后来做客一档电台节目时说。

乐评人郭小寒写，“在这些人身上，你可以看到当代民谣不是工业化的产物，而是自然生长出来的——异乡人被音乐感召，来北京圆梦，从酒吧翻唱开始逐渐有了‘唱自己的歌’的意识。他们在城市角落辗转流离，试图找到一个出口，然后河酒吧出现，让异乡人们有了精神的归宿和狂欢的地方。”

周云蓬将那种状态概括为“乌托邦的音乐共产主义”，“无法折合成人民币交房租”。“那时穷，交不上房租，酒也喝不起”，经济上的困窘令他接连好几年焦虑不安。后来回忆，全是“日夜不息的，如地下河般的焦虑”，直到2007年出了第二张专辑《中国孩子》，开始巡演，他才觉得自己大致摆脱了这种状态。

2003年非典那年，河酒吧关了门，周云蓬记得身边许多音乐人去了西部，但基本也是转一圈就回到北京，跟大家吹吹牛。“因为从做音乐来讲，你的‘市场’还是在北京。”随后几年，“京城推出几项政策，限制外地人买房买车，房价上涨，疯狂堵车。”他在随笔集《绿皮火车》（2012）里写道。以此为节点，一帮音乐人四散各地，有的搬去上海，有的移居大理。2010年，周云蓬离开北京，先去了绍兴，而后是大理。

“我不能总是得到我想要的”

可绍兴与大理并未形成与河酒吧时期相似的气候。

“河酒吧的氛围与当事人的生命状态有关，你的生命一直在进行，那些东西是不可重复的。”音乐人小河说。不同于民谣朋友们的迁徙，他自认对环境要求不高，过去二十多年一直住在北京。

小河与周云蓬相识于1996年，当时小河在长沙一间酒吧做驻唱歌手，周云蓬常光顾，两人很快熟稔。也是在长沙，2022年秋天，两人和一众民谣朋友聚在一起录《我们民谣2022》。“录节目时老周挺放松的，那段时间他戒了酒，气色和唱歌的气息都很稳。”后来小河早早被淘汰，先回了北京。

周云蓬搬回北京后，许多朋友夸他状态好。他觉得不能太当真，“好状态还是靠多写作品呈现。”他最近歌写得少。日记倒是常写，无论到哪总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。当被问起没灵感时是否焦虑，他很快否认，“写不出歌来不叫焦虑，做音乐本身就挺快乐。真正的焦虑还是肉体的痛苦，或者没钱。”

2016年，周云蓬生了一场大病，多发性脑血栓，在医院住了大半个月。病房内整天是叹气呻吟声，他躺在病床上频频思索，“人还是要认命，还想喝大酒吗？”病愈，他戒了一段时间烟酒，并顺利领养了导盲犬熊熊。后来回到大理，因为要遛狗，他过上了早晚散步、规律作息的日子。这种日常被照搬到北京，住的小区旁有条步道，他每日都要牵着熊熊散步半小时。

没演出的话，他一天多数时候待在家里，“有时（他）一个人读书读得累了就喝点酒，他口量大，一杯威士忌两口就喝完了。”大泳说。现在，他脑中绷着一根警惕酒精的弦，演出或者录节目期间不喝。甚至还建了个戒酒群，余秀华、马条等人都在其中，不过大家经常聊着聊着戒酒又变成劝酒。

2022年有一天，小河接到一通来自周云蓬的道歉电话，周云蓬在电话里坦白，“我昨天喝多了，在别人面前说了你坏话。”说到这，小河笑了，“他很真，不会为了让你高兴说一些奉承话。”

2022年，周云蓬发布了自己的第六张专辑《瓦尔登湖》。音乐博主耳帝评价其中收录的同名曲道，“人一生应该追求什么，周云蓬借梭罗的表达，写了一首安抚宁静又带哲思自问的生命探寻。这既是周云蓬经历生命苦难与无常的思考，通过哲学经典来纾解自我困境并直面生命的本质，同时也是梭罗的隐世情怀，通过一个盲人音乐家的视角来剥离世象纷扰而呈现。”

这些年周云蓬专辑出得不算频繁，每隔几年才推出一张。自2004年发布首张专辑《沉默如谜的呼吸》以来，小河一直是他专辑的制作人。“老周的歌只听弹唱的话风格变化其实不大，但从《中国孩子》到《瓦尔登湖》，他歌曲里的意象、空间感和深度都越来越丰富。”小河说周云蓬是他身边的诗人。

2019年，周云蓬49岁，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《笨故事集》。集子里的许多故事写到衰老。采访时我问起他对衰老的看法，他坦然地回答说生老病死都是人要接受的。“年老的智慧与从容不是青春能替代的，老了最可怕的可能是穷和疾病，死不可怕。”

与千禧年后那十年相比，过去十年，他生命里剧烈的事变得稀薄。棱角不再，他发现自己更平静了，“你知道什么东西是无可奈何的，只能接受。”他说，“我特别喜欢滚石的《You Can’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》（《你不能总是得到你想要的》），生活没那么惯着你。”关于爱情，关于健康，关于朋友，更早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些什么，现在呢，“就觉得I can’t always get what I want。”

2023年3月，周云蓬穿着凉鞋，在北京倒春寒的傍晚遛狗（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/图）

创作是所有音乐人唯一的盼望和最大的噩梦——对话周云蓬

在音乐里至少要诚实

南方人物周刊：你曾说过“新民谣这批人就像个群落，任何时代都会有自己的艺术群落，一大拨人在地下沤了很多年，现在都冒出来了，在地上生长”。你觉得适宜你生长、创作的土壤是什么？

周云蓬：待在舒服的地方不见得对创作有利，有的土壤你可能待得不舒服，但就是能写出歌。就像爱情，失恋对爱情是一种失败，对于写歌却是养分，如果爱情圆满，两人结婚了，可能也就写不出歌了。所以这个问题是矛盾的。你问哪个土壤更适合创作，对我而言北京更容易激发创作灵感，它更多元，但北京的幸福指数不见得比大理高。幸福和创作是悖论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新冠疫情三年许多事情都受阻了，对你个人生活的影响有哪些？

周云蓬：疫情的时候演出只有以往的五分之一，但我本身有一定积蓄，经济上还好，不会太窘迫。我特别爱旅行，这几年都没出过国，在国内转来转去，很郁闷，但全世界都郁闷，有啥办法呢？你也只能作罢。那时候出门就要做核酸，后来有一天突然宣布坐飞机不用核酸了，有种天地焕然一新的感觉，现在回归正常，反倒觉得不正常。再过50年讲给后人听，他们能相信有这事吗？

南方人物周刊：之前接受访问，你说不喜欢有人在安全的地方鼓吹别人冒险。宏大不常有，具体的是长久的，不要藐视个人生活。也是疫情让你有了这些思考吗？

周云蓬：我忘了之前看哪里写的文章讨论中国民谣为什么缺乏抗议性，我觉得不能老让做民谣的反映社会现实，那是媒体的责任。至于个人生活，我觉得最真实的不是宏大的叙述，而是个人生活的细节，比如说早上吃什么。细节胜于一切，不要过那种空洞的生活，每天高谈阔论国家大事、美国局势，看新闻发牢骚。

我们的生活就是靠细节，而非空洞的价值和意义。没有细节的作品就是空洞的抒情，也不能说它们不好，只是不太好。马飞写的《阿妈妮馄饨店》就很有细节，那才是真正的民谣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你曾在多个场合谈到民谣的核心是释放善意。

周云蓬：比如《中国孩子》这首歌，它的批判很决绝。它不在于形式，这首歌其实也是出于善意。那么多孩子在大火中被烧死，我可以想象到他们父母锥心的痛。但我们也没有写出更多像《中国孩子》这样的歌了。这种歌不好写，人不能总愤怒，生活通常是很常规的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民谣没有义务做社会批判？

周云蓬：谁也没有权力要求民谣应该做什么，这些都是自主的。有时候大家对民谣音乐的道德绑架太多了，认为民谣应该批判和讽刺，可台湾民谣就很抒情和优美啊。马克思有句话是“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”，一个音乐人不能总提供给你批判的武器。你不能把艺术作品当作一种工具，要求它一定要具有批判性。

民谣能传达作者真实的生活和价值观就可以了，它未必要很正义或高尚。比如马飞的《我能Chua》，你说这歌高尚吗？但也不能说它卑鄙。既不卑鄙也不高尚，处于中间状态，普通人就是这么生活的。诚实是民谣的第一位，它要反映普通人的生活，不要道德审判，也不要道德拔高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诚实本身也不容易。

周云蓬：当然不容易。我们口头上总是讲“说实话”、“说句真话”，潜台词好像就是大家经常不说实话。诚实是很奢侈的事情，你不能苛求自己在生活中跟谁都说实话，但在音乐里至少要诚实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创作的作品中，你认为意义最重大，或者说最喜欢的一首是什么？

周云蓬：还是《中国孩子》，尽管不怎么愿意唱。《诗经》里不也有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”这类批判嘛？它起码让大家记得克拉玛依、沙兰镇这些地方发生过的事情。

2023年3月的一个下午，周云蓬坐在位于北京东四环的公寓里，等待采访 （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/图）

没有哪个日子曾经拯救了自己，也没有哪个日子曾经毁了自己

南方人物周刊：过去十年，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

周云蓬：专辑也出了，出国也去过好多地方，这十年没什么恋爱、也没有失恋，所以感觉没什么最重要的。可能人到中年就陷入了瓶颈期，一马平川的，这十年发生的事情没那么精彩激烈，自己的心态也没那么激烈了。有一些不愉快，但没有巨大的不愉快。不会觉得哪个日子曾经拯救了自己，或者哪个日子曾经毁了自己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怎样算巨大的不愉快？2016年的那场多发性脑血栓算吗？

周云蓬：算。身体的疾病真是让人很绝望，它不像精神上的痛苦，有种审美的快感，苦闷、孤独有时候也挺美的。但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是真难受，牙疼有什么意义？只能干疼，它不能带来高尚感或是救赎感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做民谣以来，最难的一件事是什么？

周云蓬：创作是最艰难的，你着急也没有用，有的时候要有分寸，需要放松。能写出一首好歌就是最大的成绩，要是写出《米店》这样的歌，保证销量也能变好，生活也能变好。能写出十首《米店》这样的歌那就更了不得。创作是所有音乐人唯一的盼望和最大的噩梦。我们的出路就是创作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写出一首你满意的歌时，当下自己就知道还不错？比如说哪首？

周云蓬：你会感觉到这个“孩子”将来会挺有出息或者这个“孩子”不太行。写《瓦尔登湖》和《不会说话的爱情》时，自己也很兴奋，有欲望去唱。和生养孩子一样，你自然地想亲近“他”，和“他”交流。每次演出唱完这些作品，反响也挺大，就更愿意唱，好像在看着“他”成长。

南方人物周刊：还有写出《不会说话的爱情》这种歌的盼望吗？

周云蓬：这种歌可遇不可求。首先你得再谈那么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，然后再失恋。这种歌的创作基于不幸福的生活，但不幸福的生活又不是你愿意追求的。

（参考资料：周云蓬随笔集《绿皮火车》《午夜起来听寂静》，周云蓬诗歌集《行走的耳朵》。媒体报道《周云蓬：一个盲人和他的民谣》《看见：专访周云蓬》《对谈周云蓬：当代中国还能找到什么“诗意”吗？》《周云蓬在北京:故去的名人看着我看不到的世界》《周云蓬：把握春天》。电台节目《音乐五四三｜专访周云蓬、小河、万晓利》。）

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王佳薇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刘欢